平時對所謂「正經書」退避三舍的朋友，突然有天認真問，你覺得《四手聯彈》這本書如何？彼時真有太陽西昇之感，多半是周董和桂倫美之功，「章詒和賀衛方四手聯彈」十字衹最後四者納入友人眼帘。可見人與書的因緣，真沒雅俗之分。要是那些將金庸、古龍、張小嫻、九把刀視爲「閑書」、「洪水猛獸」的師長也能明白間中道理，不曉能省卻多少無意義的檢查和沒收工作，更不知能讓多少孩子步入書海世界？ 章詒和和賀衛方這本《四手聯彈》是個散文集，內容博雜。想牛津版初到那天，不曉如何分類，和振雄搞了半天，最後還是當作散文集處理好了。網絡各處無不說大陸廣西師範大學本有删減，若要買就非香港牛津不可，如Anobbi 和港商務上的文字表明「缺少五篇文章與其他文章的部分內容」，但該五篇的具體篇名則無從得知。將手頭上兩本略加比對，發覺在不見於大陸版的五篇，都在「丙輯」和「丁輯」裏。值得注意的是，牛津版全書分甲、乙、丙、丁四輯，而大陸版將「丁輯」合入「丙」裏，衹有三輯。 丙輯共少三篇： 〈歷史是有聲音的〉，很短，兩頁文一頁圖，說的是在香港不同的閱讀經驗 ─ ─ 當然，主要是在大陸無出版的中國當代史書籍； 〈先天禀赋，後天學養〉，較長，主題是唐德剛的歷史敍事，涉及大陸備受爭議的人物如胡適、翦伯赞和羅隆基； 〈銜石成痴絕，滄波萬里愁〉，除了寫汪精衛，還刻劃初期接觸有別於大陸「正統史觀」之另類歷史的心靈震撼； 丁輯共缺兩篇： 〈遂了功名遂風情〉，寫羅隆基； 〈錢鍾書之「閱世」〉，主題之一爲錢氏對專制的抗議。 以上並不包括其他文章遭删節的部分。或許是因爲章詒和有《往事並不如煙》引起軒然大波的先例，《四手聯彈》被删的篇章全和中國當代史相關，並不叫人吃驚。但凡事還是實事求是較好，衹要中國當代或建國史還未完全改革開放，這樣的比對還是必要的。 此文僅供有興趣者在選擇此書的大陸、港版之時參考。 陳沛文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於絳炎軒
先生晚年，把幾十年所作之詩，整理成一册《蓬屋詩存》，希望我能找一個地方出版，要求綫裝繁體字。又給了我五千元，衹要求印百來本即可。 找出版社印行，實在太難。於是我就乾脆托了朋友，找到一家能印裝綫裝本的厰家，按五千元之數，能印多少本就印多少。最後詩集印出，大概裝訂了近百本。先生拿到樣本後，不滿意封面，希望重新裝訂；內文也有不少錯字，雖然校樣幾經先生審定，也希望重印。但是，本來找人印裝這本詩集，也是好說歹說才說通的，現在要拆掉重印重裝，厰家無論如何也不同意。我也衹好如實奉告。但先生於此頗有責備。我無可奈何。如今我承認，當時我確實覺得先生不瞭解行情，也不聴我的解釋，於是覺得自己有些委屈，所以把詩集全部寄去後也不再寫信。結果是先生很失望，在來信中說： 此事原訖足下「全權辦理」。故仍望結果能更圓滿。鄙人於足下初無間然。相交已有多年，已往足下之種種功德，固未忘也。且來日方長，仍必有可互助之處，遂以此事而遽棄朋友耶？ (文案：上文全抄自陸灝《吉光片羽》，《梵澄先生》，頁一三八、一三九。顛簸車途難閱讀，右手多持散文書。讀罷《梵澄先生》一書，感觸頗深，隨抄一段。) 陳沛文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六日 於雪隆十七區絳炎軒
博客來在年頭有個促銷活動，個人買了許多與課業無關的「閑書」，忙碌之餘，隨意讀讀，實在暢快。在那箱書中，閻連科作品有三種：《我與父輩》、《風雅頌》和《堅硬如水》，時至半年後的眼下，方才閱畢。後兩本是小說，身邊多位好友推薦，欲購已久；前者是長篇散文集，卻是抱著「一並買下」的心態購下，心想讀讀也不錯。雖然這樣對閻先生未免有點「對不住」，但幸虧當初有這一念頭，不至擦肩而過。 如同其他讀者一樣，初念此書很有不慣之感，那簡單、白描的文風和閻氏小說風格確實不同。雖然如此，文字力度未見減弱，似乎還有因此而更爲真摯動人的味道。有人特意強調，此書的重要之處，在於增添多一種追憶、反思「上山下鄉」的視角：用首篇散文〈我的那年代〉和一般知青出發的「上山下鄉」敘述比較，例如以北島、李陀等主編的《七十年代》爲例，指閻連科以鄉下人視野出發，其所體驗的「上山下鄉」，和一般從城裏來的知情不同——對前者來說，去到鄉下固然是災難，但對後者而言，所謂災難卻是由城裏來的知青所帶。這當然不無道理，但我記得，那本《七十年代》中，其實已經收錄了這篇〈我的那年代〉，衹是文中章節並沒「小學」、「《紅樓夢》」、「槍斃」、「寫作」、「寂冷的光亮」和「高考」小題而已。過去念《七十年代》，就覺得閻連科的鄉下視野，和其他大部分文章的知青觀感相較下，顯得特別不同，搶眼。興許是那位前輩閱書無數，一時記不起，也可能是爲了推薦此書，故而有意凸顯此篇意義，這裡就做小小提醒。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日 擬於雪隆十七區絳炎軒
友人從香港結束旅游，返國帶來六月號的《讀書好》，攤在桌上,喜歡得不得了。今年推出長篇小說《你在高原》的張煒接受專訪，訪談錄以「匆忙總會出錯」爲題實在妙，完全符合張氏以廿年光陰完成一部小說的情況。 當《讀書好》詢問張氏究竟是甚麼使其堅持以自然生態文學爲題材之時，張氏卻如此作答： 「自然生態文學」這個概念，我幾乎沒有想過。因爲文學在我這裏就是文學，它們不會從題材上區分得那麼清楚。作家關心的主要是人性，是生命中激越的詩意。是社會的不公平，苦難和愛情，是這些。有人甚至不贊成「兒童文學」這樣的概念。認爲文學就是文學——寫到了兒童，必然會有合乎兒童特征的、另一種處理，還會考慮到兒童的接受，而不是讓其從文學之中獨立出來。兒童文學的概念尚且如此，其他的劃分就更不得當了。當然這絲毫不影響研究專家去分類和分析。 概念的切割固然是種方法，但矯枉過正很容易導致反效果。我想起堂上多位老師的因材施教措施，根據班上同學的知識基礎，分成多個階段或層次，用不同的標準來要求不同階段的學生，效果不錯。衹是，有時「上等」、「中等」和「下等」的僵硬框框叫學生太沉重——誰說「上等學生」就一定要「甚麼都懂」？誰說「中下學生」就一定讀不懂大塊頭著作？因材施教本是好的，好在體貼，好在對癥下藥，但發展到「階級意識」未免失去先前好意，那又何必？ 以前常愛發白日夢，對武俠世界中某曠世神功的「遇弱則弱，遇強則強」特色尤其神往，幻想要是也能在課堂的教學上出現那該有多好——教師於堂上講授同樣的一段內容，所有學生都完全聽得懂，不會顧此失彼，但學生所領悟卻可以根據自身「悟性」的不同，進而有不同的領悟——當然，幻想也衹是幻想而已，現實中不太可能如此。有關資訊輸出水平和接受能力之間的關系，張煒有自己的看法，在我看來不無道理： 對於一個寫作者來說，也許他不能太過擔心閱讀，因爲這種擔心最終會讓他猶豫不決，最後衹好折損起自己的文字來，讓創作的品質出問題。這是致命的損失。通俗文學寫作與詩性寫作的一個很大的區別，也在於寫作心理的不同：要看其是否足夠頑強。這個過程往往是沉浸其中不能自拔，衹面對了苛刻的自己。有人談到文學的世界性時說過這樣的話：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而從閱讀上看，是否也可以說：愈是自己的愈是大眾的？這樣理解，或許壓根就不存在一個爲博得時下讀者的喜歡而寫作的問題了。 再說，某些所謂的「讀者」喜歡甚麼，我們大致心裏有數。滿足他們，就等於取消自己。 看來，到底是要「保存個性」還是「取消自己」，主要看個人初衷：倘若重在博得滿堂彩，那麼衹好作出一定退讓（甚至全盤「讓」化），盡可能爭取更多人；但如真要「爲藝術而藝術」、「爲學問而學問」，那恐怕還得要堅守原則，不可自我消解。即便是在課堂上，我想「按部就班」尚可，「縮減化約」恐要起誤導作用。 我憶起五月曾在報刊上讀到一份關於本地著名兒童文學作家的報導，對文中一段介紹印象頗深：「一些小說文學水平極高，但卻曲高和寡，以至於失去『共鳴』、『暢銷』與『生存』的機會」。照我看，通俗文學有通俗文學的位置，而所謂「嚴肅文學」也應有其自身位置，兩者在不同位置上，何必按前者的眼光去要求後者呢？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擬於雪州八打靈再也絳炎軒
那日翻開4月號《讀書》，那位撰文批評汪暉《反抗絕望》爲抄襲之作的王彬彬撰寫新文——〈漫議顧彬〉——對顧彬零六年卷入的「德國漢學家稱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風波進行回應。這個風波大得很，也親眼見過學者間的爭辯，亦曾參考多位長輩學友的意見。後來在閱罷在網絡廣泛流傳、爲人發揮徵用的重慶晨報報導版本，再核對德國之聲對顧彬的訪談錄，不禁對極盡嘩眾取寵、斷章取義之能事的部分媒體心生忌憚，也領教到人云亦云的可怕。 中國當代文學念得不多，輪不上我在這裡「指點江山」。再怎麼不肖，也還不至於憑著幾本作品的閱讀體驗，套上幾個西方理論，就宣稱自己「懂小說」、「提出『某理論』『某某性』」、「成就獲得學者肯定討論」。這種「落套子」的工作，大一時尚且努力轉型，何況今日已是本科結業之時？相對於諸位師長的博學淵博，我所懂的，恐怕最多衹能是何曉薇師曾提的「脂麻紙上識《通鑒》」而已吧？在師範念書的朋友常作閱讀報告，很勤。一次問起能否介紹一些中國當代小說，可當時我讀的衹有董啟章，一時又想不清，香港當代文學算不算「中國當代小說」，衹好說聲抱歉。後來開始接觸達兄大力推薦的閻連科，那總算是松了口氣——下次友人再問起，就不至於交白卷。 個人接觸的第一本閻氏小說，是《受活》。達兄在圖書館找了很久，始終尋不著津津樂道的《風雅頌》，我自己去泡了一陣，見臺版《受活》設計得很有意思，便翻開讀讀。之前讀董啟章《天工開物 栩栩如真》，對那二聲部架構處理喜歡得弗得了，而《受活》竟以學術著作的注腳模式寫小說。我當時怔怔望著手中杰作，心頭即是震撼，又是驚喜。由此，便開始收閻氏作品，臺版作品如《堅硬如水》、《風雅頌》、《我與父輩》乃是從網絡博客來刷下，大陸版原本不買，但在上海書店舊書堆中見到《耙耬天歌》、《和平寓言》等，一來當然是因爲喜歡，二來便宜，也就一一買下。 不過，後來就擱下《受活》，讀起《風雅頌》來了。理由無它，書中即揭露學術殿堂的荒誕黑暗，又諷刺教育世界的腐朽內幕，也嘲笑知識圈子的藏淤納垢，這一切讀起來即是新鮮，又是熟悉——好歹也在大學呆過四年，怎麼說都略懂學術界內規則，不至於一頭霧水。讓人印象最爲深刻的，莫過於開場之時，剛完成學術巨著、歡天喜地回家想給妻子驚喜的主角楊科，驚見妻子和學校副校長通奸，本當是在理一方的他，卻下跪苦苦哀求後兩者「下不爲例好不好」，讓人傻眼。更絕的是，小說每篇都以《詩經》其中一首詩歌爲題，篇名和篇中內容互相映照，前者爲詩歌本意，後者則爲前者的相反意，對襯諷刺，煞是有趣——至於小說開端的通姦，篇目正是孔子所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關雎〉！ 從通姦偷情到裸體狂歡，從學術抄襲到校園鬥爭，從大學講堂到瘋人病院，從耙耬山脈到色情企業，作爲知識分子的楊科從甲處移動到乙處，身上沒有半點書生的飄逸瀟灑，卻有太多喪家之犬的狼狽慌亂，令人莞爾。然而，一而再、再而三的走動，似乎又不是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園」。楊科最後領著一班女性走到詩城，原先頗有「另闢樂土」之味，怎料等到「樂土」隨著新成員到來產生衝突和問題之時，他竟又再次選擇離開。因此，這很難說上甚麼「遊歷」，衹能說是「落荒而逃」。閻氏將知識分子塑造成如此模樣，批判意識著實濃烈，但其姿態卻不似筆桿學棍般站在道德起高點上，把知識分子批得一文不值。一方面，「楊科」似乎安置「閻連科」，一方面閻氏自身在序言中亦明言小說的反思和批判對象，除了別人也括自己。閻氏此部小說所談的，似乎不僅僅是學術知識界的腐朽不堪，同時更爲深層的乃是知識分子缺乏承擔勇氣和魄力的特質，這顯然比「打落水狗」式的批判深沉得多。 如此一部小說，剛讀我還噴飯連連，久後漸感心寒震撼。很難想像閻氏下筆所持的勇氣，更別論出版此書的壓力。念及於此，不禁想起福柯在《知識的考據》裡在緒論最後一段話： 甚麼，假若我不是有備而來——雖然手有點發抖——建造一座迷宮，在其中我得以自由闖蕩，轉動我的話語陳述去開鑿地道，迫使其遠離本體，尋找使其原定行程失色的絕壁，並使我迷失於其中卻能絕處逢生的話，你以爲我會如此苦心孤詣而又樂在其中的寫作嗎？你以爲我會孜孜不倦的堅守我的工作嗎？無疑的，我不是唯一勤於寫作「以求」泯滅自我的形象的人。不要問我是誰，也不要要求我保持不變：讓我們的官僚及警察們來清理歸納我們的文件吧。至少在我們寫作時，不要用他們的「道德尺度」 來衡量我們吧。 （引自[法]米歇·傅柯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據》，臺北：麥田，1993 。） 當中或許有所不同，善用「道德尺度」批判的，除了官僚和警察外，恐怕還有其他人吧？ 陳沛文 二〇一〇年六月一日擬於文滿老屋廳中
近日雖忙，但分身乏術之餘你仍偷閑外出，和多位友人見面。喘喘氣也好，透透光也罷，總之坐下來就把話題一開，東南西北聊個不停。這話匣子一開啟，你頓覺天大地大，可總有些甚麼東西還是一樣的。比如，遠在他國也有人好用CNKI；又或者，也有別的老師愛提魯迅愛提不讀書和面目可憎的關系……可見世上總有些甚麼東西是通則，放諸四海可能還頗準的。 不過，說到“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中，對鏡覺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其實你對自己樣貌也沒有多大的期待，估計就算“可憎”起來恐怕也不會有人恨——恨你者當有其他家仇國恨，英俊瀟灑或醜陋不堪應該不在考量內。 衹是身邊朋友的閱讀習慣總是叫你既是羨慕，又是慚愧，所以總是不太敢偷懶。比如，每每聽得朋友說某學者如何如何，某學說怎樣怎樣，你心裏真不是味道。見他們把那些貌似生硬冷僻的字眼掛在嘴邊，或輕而易舉地吐出，或激烈非常地辯論，你逐漸產生一種錯覺：仿佛一切都是眾所皆知的普通知識，可你怎麼就沒聽說過？ 於是，你難免在事後返回房間，看看架上有沒有友人所談之書。但最後你不禁啞然失笑：好不容易才讀過，但在下次見面之時，友人卻討論另一個你沒聽過的話題，於是你又讀，又見面，又有新話題，周而復始——你心裏逐漸有那麼一點疲於追趕的感覺。 又比如，上次放假她來找你後，帶了多本書回去。你以爲，白天兼打兩份工的她，恐怕沒多大精力應付閱讀，但昨日她說讀剩一本高羅佩的《中國古代房內考》。你訝然，然後不得不佩服未上大學的她竟有如此勇氣和毅力：一方面，聽說不是很多人能夠完成單本書籍的閱讀；一方面，高氏這書似乎不是一般本科生願意拜讀的著作。 於是你心底難免有些緊張：不僅同爲檻內者遙遙領先，連未上大學且身兼二職者亦堅持閱讀，那自己呢？唯有堅持每天閱讀的習慣而已。 陳沛文 2010年1月24日
十二月 22,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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