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到學林和商務購書，乖乖不得了，整個市中心的馬路空蕩蕩，偶爾有零星的車子路過。走在街道上，不見萬頭攢動，稀落落的。我說，這是怎麼一會事兒吶？友人說，今日有反內安法令大集會，警察爲此設了路障。 皺了皺眉頭，心裏厭惡感油然而生。近日的報紙，身居高位者的論述都是“法令在修改當中，示威無意義”云云，但恐怕大家心裏都會想，又不是第一次說要修改，以前也曾說過，但都不了了之。 看來，這就是所謂的官腔吧，倒顯得我少見多怪了。內安法令也好，新經濟政策也罷，各種說辭，不都是建立在一種假定之上？使用內安法令至少有二假定，一爲國內有極端分子或恐怖分子，二爲此二種人魔道高深莫測，一出手則天下大亂，但怎麼看那些被扣留的“極端分子”也沒讓馬來西亞多亂，頂多是動搖在朝者的地位吧。於是，又有一個假定：反對我就是反對國家和平。 新經濟政策或其他種族主義言論的假定則更加高明，值得剖析。淞輝兄曾和我說，他覺得馬來同胞其實和我們一樣可憐，我們是一出世就被認定爲“更有能力”的一羣，而他們則是一出世就被認定爲“比較笨”的一群。這話說得不錯，然後我們又看到，身居高位者往下再假定，這起跑點不同的兩羣人必然有矛盾，跑得比較快的一定會欺壓、打壓跑得比較慢的。最高明的是，他宣稱與弱勢羣體同一陣線，一臉“正義代言人”的口吻，威風凜凜。 曾以爲，人在高位，隨著高度的提升，一能鳥瞰，二能遠望，按理說看的東西應該更多，更全面，更深刻。但事實上，利用高危之便，行暴力之事的人爲多。而我們知道，那一套高姿態的想象，和想當然的假設，和現實裏差得遠了。 （刊於《隨思》第3季第2期，2009年8月18日，頁11）
作爲末代的辯論組成員，格外珍惜任何和同伴參與辯論的機會。已畢業的學長在中學執教，今日帶隊參加全國中學辯論賽，大伙兒傾巢而出，組個“教練團”，十分熱鬧。 今日的大決賽後，我之所以按耐不住，一反常態從觀眾席上站出來發言，就是極度厭惡賽中對手不尊重事實的態度。 其中讓人乍舌的言論，有“華教衹有一個林連玉懂得反抗”（那林文慶、嚴元璋、沈慕羽算甚麼）、“三零八海嘯以前大馬人都不懂得反抗”（那學運算甚麼，又算甚麼）、“以前大馬人被抓都沒被放”（那林吉祥、林冠英等人又算甚麼）等等。 辯手極盡空口說白話之能事，面不改色、屢試不爽，我想問：究竟是甚麼力量使得年紀輕輕的中學生，能夠在舞臺上空口說白話，卻能不知羞恥？這和論證錯誤、解釋不清無關，而是關乎辯手是否尊重事實。 這種不知已形成多久的風氣，早讓辯論賽淪爲功利性質、升官發財的博弈游戲。或許這就是爲甚麼，當初葉老師得知我參加辯論賽後，表示不鼓勵的原因了。這也極可能是何以許多過去活躍於辯論的人，突然對辯論表示抗拒的關鍵。我常常思考，是否自己有一天也會走上這群人當中？ 近來有種“辯論界培養人才”的說法，從現實中的確有不少例子，如胡漸彪、張念群、凌國文、王彪民等等。如果這說得過去，那我們豈可縱容那種“辯論賽而已，又不是學術討論，何須認真”之類的說辭？當辯論賽彌漫著“爲了贏比賽可不顧事實”的風氣，我實在懷疑，這究竟能培養多傑出的國家棟梁來。 辯論員不是最愛指責對手“衹許州官放火，不需百姓點燈”嗎？恕我直言，“何須認真”者和我們在場上大罵的官僚又有何不同？他們不也常常扭曲事實，漠視歷史？他們近日也不是把認真討論的“工作”推給學術界？ 這不是甚麼玄妙的心靈建設，又或者天人合一，衹是尊重事實，如此簡單而已。 （全文請見《隨思》第3季第1期，2009年7月7日）
………… 同樣是一句『上了等於沒上』，卻可以兩種極端的情況。以上的第一種和第二種可能，源自於同學『這門課沒甚麼了不起』的心態，第三種則屬於『天吶，這門課太難了太可怕了』的心態。前者是覺得那門課『簡單』，後者是覺得那門課『困難』。 當然，這兩種心態不能概括所有的同學，一來有的人真沒說過『上了等於沒上』，二來有的同學說了泄氣話後，是努力求學以求跟上進度的。 但問題是，作爲一個整體性質的『班』，在課堂上表現出來給老師的感覺，有時難免取決於老師所能看到的方面。老師看到的，有時可能是一個班的『全貌』，有時也可能一個班裏的『一個或幾個部分』。我衹是要提出一個思考：作爲學生的我們，『全貌』也好，『部分』也罷，是否表現出一副『簡單的課沒啥了不起，可以不上；困難的課聽不懂，還是不念了』的樣子？這種拒絕學習的氛圍，是否就存於我們之中？ 案：欲閱讀完整文章，請參閱第二季第三期《隨思》。
友人曾經這樣問我：呈現的時候，你最怕哪位老師？過去我總會選幾位先生的名字，但唯獨在這學期，我會說：在有些時候我更怕的不是先生，而是同學。 這樣的一種回答方式，極有可能被詮釋爲對老師是否有盡責這一點上的懷疑。但我想衹要各位注意最近在同學間言論的內容，就可以避免類似的誤解。比如說，偉倫近日在他的部落格有篇<三不忿>，或許已引起一定的注意。 <三>中我們可以看得出，偉倫心中有自己一套對“做報告”的想法，甚至是認同標準。單從他把充滿矛盾的、不剖題的、不定義的、展開不確立的論述的、論點模糊的、論據不足的報告斥作“令人側目搖頭的報告”，我們顯然看得出他有別於一般認為“報告不過一份交差或求取分數的功課而已”的同學。 但僅是說“對做報告有認同標準”，並不能充分概述偉倫的想法。一方面，他認為，作為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的學生肩上負了一種作為“學長姐”的責任；一方面，對於用“創意”作為不認真論述者的藉口，他選擇以“創意產業”大作文章。通過前者，我們知道偉倫認為中文系是個有靈魂、有淵源可以傳承的世界，而絕非僅僅是個提供個人拿文憑的機械工廠；通過後者，我們則或多或少察覺到其暗中有“遺民”或“妾身未名”的味道。在這個力求簡化和效率、不再特別講究“中文人精神”的年頭裏，偉倫卻展現了一份與眾不同的自覺和情懷。 當然，把偉倫定型成一個“中文人”未免過於武斷，畢竟這樣的學生可以出現在任何學術領域裏頭。偉倫是不是“中文人”無關本文旨意，這裡借助對<三>的討論，衹是點出在末世中文系中終究還能有這樣的學生。或許我們可以進一步追問：這樣的學生在系內能有甚麼意義？ 這裡我得另外敘述個人在課堂上的一個觀察：同學之間普遍必然存在著一種“沉默”的狀態。“沉默”不是針對課堂上有無聲量而言，我們當然都知道堂上一般來說還是相當不沉靜的。這裡的“沉默”，是指同學對課的反應，或是在教學過程中與老師的互動而言。 經常在課堂以外的范圍，聽到同學對課堂上諸多不滿，比如其實不懂老師在教甚麼，比如某門課上了等於沒上，比如某一條老師教錯了等等。可惜的是，大家傾向於課後各自討論，而不是選擇在班上，或通過其它方式如面談、電郵書信等方式，和老師進行交流。如此一來，不僅白白浪費了諸多交流和讓課改進的機會，衹有老師在努力唱獨角戲衹能使課變得死氣沉沉。這裡不是小覷老師的耐力，我衹是認為，雙方互動的教學能然老師教得更起勁兒，同學學得更用心。 因此，像偉倫這種對系內教學有著獨特情懷的學生就顯得重要了。能意識到身邊的異狀，並且有足夠的勇氣站出來發出聲音，以實際行動嘗試帶來改變，這有沒有效呢？是有的。就如我首段所提的，至少在研討課上，臺下同學的認真對呈現的同學構成一種壓力和鞭策力量，而這種情況，似乎或多或少也在大堂課上蔓延。 可惜的是，這樣的學生雖然不衹一位，但終究還是少數。
不論聽也好，說也罷，笑話大概是大家都愛的事兒。但不識風趣如我，有時難免在他人哄堂大笑時獨個兒納悶：好笑麼？ 比如說，友族同胞可就比我更懂得笑話了。我依然記得，去年的假期同友人去谷中城看《葉問》，有一鏡頭是描寫日軍於街道上極盡其屠殺之能事的。頓覺不堪入目，忍不慘睹，本以為這幾分鐘都會在沉默中渡過。怎料笑聲大作，哈哈哈嘻嘻，哇哇哇呵呵，笑個不停。當場丈八金剛摸不著頭腦：好笑麼？ 難道，是敘述者有意用“後現代”的拍攝手法，用搞笑畫面將血淋淋的歷史顛覆過來？ 不可能。細想當時的鏡頭：步槍響、炸彈爆、難者愁、畫面暗、音樂悲……鏡頭處處無不露出真實而沉重的味道，全不似搞笑之作。再說，《葉》制作班底又有甚麼必要，非得用這樣“另類”的方式去詮釋這段沉重的歷史呢？ 或者，那些笑的人不是中國人，都說是友族同胞嘛，不懂那段歷史。 也不太可能。日本皇軍屠殺中國人的事，難道就不是像納粹份子屠殺猶太人的事一樣，都是全球人類共享的常識嗎？ 或者，這批人的確不懂得相關資訊，你又何必苛求？ 也對。但就算不懂，看著這“很寫實又不搞笑”的屠殺場面，如何笑得出來？人和畜生的差別是甚麼？ …… 其實說了這麼多，這現象可以用一個很直接和形象的類比來想像：一位非中國觀眾看到日本皇軍輪姦中國女性的影片時哈哈大笑。我想知道的，諸位看官是否和我一樣，會不能自己地問這人：好笑麼？ 或許，我們該換個更貼切的問題：你怎麼笑得出來？ 後記：思想史介紹晚清知識分子時，先生介紹一位“同學可能唔鐘意”的中國知識分子，說其行為偏激，最後也因偏激而自殺身亡。隨著介紹完畢，接踵而來的便是哄堂大笑。面對著前人在大時代中的艱難抉擇和沉重，我們或也可作此問：好笑麼？你怎麼笑得出來？
在《隨思》設了個專欄。先說一點。 反正“冀龍竹”早已不是甚麼神秘的筆名，我以為，早已是天下皆曉的事兒。我當然不是魯迅或南方朔，但是冀龍竹的身份也不是完全保密，有興趣的人稍作作調查，便曉得了。 這裡有必要談談我個人參與創立《踟躕》的原因。其中一個原因，是我覺得系內刊物其實可以有另一種類型，系內刊物其實還能以另一種形式出現。我對系內刊物如《漫延》、《優曼壇》、《隨思》非全然的贊成和有所異見，也不是甚麼新鮮事兒。於是，我個人就參與另一份刊物的制作，嘗試通過“弄出一份新刊物”（盡管這份刊物不是我個人獨擁有），去表達我對刊物的要求。 同學有時難免納悶，說：“你既然不滿意《漫延》裏頭的作品，那為甚麼你還繼續買？”、“那為甚麼你自己又投稿？”。我的答案是，如果我不滿意，那麼就寫一篇我認為“應該可以這樣”的作品出來，作為一種回應吧？同學有心辦刊物，我自然可以支持，不滿意裏頭的作品，那麼我就自己寫。你要說我高傲也好，說我理想主義也罷，我始終覺得，這樣的一種方式，其意義不輸給任何有意義或無意義的批評。 同樣，對於《隨思》，我覺得有份有膽識包容各種文章的刊物是很好的。當然，有膽識包容各種意見，不代表各種意見都會出現在這刊物裏。當中還牽扯到各種因素的催化，或許叫出版者太沉重。 但冀龍竹還是冀龍竹，在《隨思》於上學期面對各種壓力的情況下，我斟酌了數日，仍然決定供稿，更設立專欄。我衹求，在各方壓力下，我仍然不失為一燃燒的紅火，能不減力量地，嘗試在由各方角力組成的關系網中，說出自己的話。
八月 30,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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