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更大的學校去” 依然記得，上學期的戲劇演出後，某先生被請上臺時曾表示，我們應去到像某校那樣大的學校去好好發揮才華。原字原句早已記不全，雖有的同學聽了心裏“很不爽”，但我傾向於把這話理解爲：同學，你們值得享有更好的空間和硬體設施，將才華發揮得淋漓盡致。 說句實話，這和我們自家的觀念又有何差別呢？還記得嗎，當我們這批“工廠校園之子”浩浩蕩蕩到金寶總院校時，再怎麼“理智”的人都好，似乎都難以自己地驚嘆——裏頭或多或少都有點羨慕的感覺。 當然這是人之常情，也無需過於苛刻：誰不想呢？衹是我有個小小的疑問：有好的設施自然很好，但如果沒有，那是否還能夠成就一所好的大學？ 西南聯大的“新校舍”和大師 “臨時校舍”、“校舍設備不是很好”這兩點，不知怎麼的，竟讓我想起了何兆武先生《上學記》裏那近乎奇跡的西南聯大。 所謂“西南聯大”，是指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於中國抗戰時，在雲南昆明共同組成的一所大學，培養了極多的傑出人才。楊振寧、李政道、鄒承魯、王昆、何兆武、殷海光等先生，都是從這裡畢業的。 西南聯大本部是新蓋，但據那時住在那裡的何氏說，所謂“新校舍”其實衹是泥墻茅草棚搭起來的房子，連塊磚都沒有，窗子也沒有玻璃，衹是用幾根木棍子固定在那裡而已。這就是後來誕生許多大師的一所大學校舍了，如今我們想起來未免覺得“神奇”。 難怪梅貽琦說“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關鍵真不在有沒有良好的建筑物，而是“乃有大師之謂也”。第一次見到西南聯大的師資陣容時，心裏是異常震撼的，有朱自清、聞一多、錢鐘書、陳寅恪、錢穆、傅斯年、雷海宗、皮名舉、金岳霖、馮友蘭、華羅庚、周培源等等。 學術自由 但這未必是西南聯大成功的唯一原因。何氏在書中提到一件事，話說有位記者訪問鄒承魯說，爲甚麼當時條件非常差，西南聯大也不大，卻培養出了那麼多的人才？鄒氏的回答很簡單，就兩個字：自由。 怎麼個自由法呢？就講課而言，老師是絕對自由的，講甚麼、怎麼講全由自己來決定。比如，原本教“印度史”的向達先生，兩個學期下來卻衹說了印度和中國的關系，結果明明是“印度的歷史”，變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國通史是全校的必修課，而錢穆、雷海宗先生各教一班，各有自己的一套體系，內容不大相同，但都是教到宋代而已。錢氏甚至對學生說，《國史大綱》這本書就要出了，宋代以後的你們自己去看。 在西南聯大可以海闊天空地胡扯，也可以辯論，而且有時辯得很激烈，但無損師生間的感情。何氏回憶說，南區的周培源先生教力學，但每次一下課就有位熊同學和他辯論，周氏說“你根本就沒懂！你連基本概念都沒弄通！”結果呢？辯論還是堂堂課後照樣進行，師生在院子裏辯論，竟成了“南區教室的一景”。 我不由得想起老師在現代思想課上和我們說《大學精神》的事，也想起她爲了引人非議的同學挺身而出。雖然對那位同學的指控不過是流言蜚語，但看來“和老師辯論”這種事情，在我們校園內似乎是禁區。 結語 讀《上學記》，略拿西南聯大的“新校舍”和我們所處的“工廠”相比，我們明顯有自己的強處，那又何必爲此耿耿於懷呢？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下，力開良好的學風，那才是我們應當努力的。 圖書資料： 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寫：《上學記》，北京：三聯出版社，2008。 （稿投《踟躕》第2季第1期，2009年7月15日）
上學期，承蒙老師厚愛，獲贈一本章太炎的《國故論衡》。衹是萬分慚愧的是，一翻開此書，見到很多不認識的文字，而且又是文言文，我當下的反應大概就和其他同學一樣——嚇壞了。結果這好書就一直放在架上，事後曾多次翻開此書，但總是不願拿來念。老師的好意就這樣被我莫名其妙地糟蹋了，直到後來對章太炎產生興趣，才打開《國故論衡》慢慢念。 沒來由說這些，是因爲這學期，我們上現代思想史，偶爾在課後會聽到同學的反應，其中就有：“對思想史沒有概念”、“很可怕”、“很沉重、很僵硬”、“很枯燥乏味”。這似乎是一個關乎“興趣”的問題：對思想史有興趣，自然會放下俗務用心聽講（沒準還會熱心和老師討論），也自然不會出現進耳沒入腦的尷尬情形，更不會產生像首段提到的恐懼。 這次的書話，就比較輕松地談個人如何在機緣巧合之下，通過對幾部書本的閱讀，逐步對章太炎放下恐懼，產生興趣。 “謝本師” 開始對章太炎有印象，是去年上四書課時的事情。但老實說，這時期的印象幾乎與他的學術思想沒有關系，我頂多知道他主古文經學而已，至於他和今文經學、莊學等物的關系一概不知。我比較有印象的，多屬於他和其師生的種種軼事。 比如，老師在堂上偶爾穿插題外話，有一次談到了學界過去有兩次有名的“《謝本師》事件”。我驚訝的是，所謂“謝本師”並非字面意義上的感激師恩之文。第一次是1901年章太炎“謝”其師俞樾：俞樾在章太炎走上革命道路後，給予了嚴厲的叱責，後來章太炎在《民報》發表了《謝本師》以示回應。第二次是1926年章太炎弟子周作人“謝”章太炎本人，在《語絲》發表的《謝本師》裏有這麼一句話： 先生現在似乎已將四十餘年來所主張的光復大義拋諸腦後了。我相信我的師不當這樣，這樣也就不是我的師。先生昔日曾作《謝本師》一文，對於俞曲園先生表示脫離，不意我現今亦不得不謝先生，殊非始料所及。 也就是說，章太炎“謝”老師俞樾，而他本人後來則被弟子周作人“謝”。這樣的一種“巧合”，除了讓我驚訝之外，更對俞章周三人印象深刻。 “載湉”和“小醜” 後來到了這學期，爲了準備現代思想史這門課，硬是把汪榮祖的《康章合論》啃完。這次閱讀，對章太炎有更多方面的認識。常聽人說，章太炎在晚清很有影響力，但我總沒法想象那時候的畫面。但是，《康章合論》裏有關蘇報一案的論述就很能讓我腦裏有個概念。 章太炎有一部名篇，叫《駁康有爲論革命書》，是第一篇向變法維新思想挑戰的力作。我們知道，在過去稱呼皇帝必須說“陛下”，不能直呼姓名的，但偏偏章太炎在文裏卻毫不避諱，直呼“載湉”（光緒的全名是“愛新覺羅載湉”）。直呼姓名已經很夸張了，章太炎還把天威莫測的君主罵作“小醜”。在那個皇帝擁有無上權威的時代，如此大膽近乎狂妄的舉動，當是叫人震驚不已。汪榮祖接著說，“太炎罵了皇帝老子之後，又與皇帝的疆臣對薄公堂，以一人敵一國，更是聞所未聞，匪夷所思。” “章瘋子” 後來翻閱《魯迅全集》，因爲知道章太炎是魯迅的老師，於是就按著索引把《全集》裏有關章太炎的段落隨便看看。《華蓋集》裏的《補白》有一段相當有趣的文字： 民國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發議論，而且誒毫無顧忌地褒貶。常常被貶的一群人於是給他起了一個綽號，曰‘章瘋子’。其人即是瘋子，議論當然是瘋話，沒有價值的了，但每有言論，也仍在他們的報章上登出來，不過題目特別，道：《章瘋子大發其瘋》。有一回，他可是罵道他們的反對黨頭上去了。那怎麼辦呢？第二天報上登出來的時候，那題目是：《章瘋子居然不瘋》。 可能是最近我恰好卷入一場不算太小的風波，對章太炎這樣遭遇頗能理解。有時，所謂“輿論”，不過是可笑之言。這種刻意忽略言論內容、強調言論者本身的評斷標準，很難不讓我想起在辯場上的一種低級錯誤——汪榮祖在《康章合論》中說的“人身攻擊。他說，“如果不去論證何以是‘瘋話’，何以是‘囈語’，而先肯定其人爲瘋，故其語爲囈，不免在論證時犯了‘人身攻擊的謬誤’。” “尊師重道” 最近好談尊師重道，我想不妨看看章太炎和其弟子的相處。先前說周作人“謝”章太炎，其實不滿章太炎的弟子不止一位，其中還有魯迅。但是在寫給曹聚仁的一封信裏，魯迅提到： 古之師道，實在也太尊，我對此頗有反感。我以爲師如荒謬，不妨叛之，但師如非罪而遭冤，卻不可乘機下石，以圖快敵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學，後來因爲我主張白話，不敢再去見他了，後來他主張投壺，心竊非之，但當國民黨要沒收他的幾間破屋，我實不能向當局媚笑。以後如相見，仍當執禮甚恭（而太炎先生對弟子，向來也絕無傲態，和藹若朋友然），自以爲師弟之道，如此已可矣。 老師曾問我們，尊師重道是一回事，還是兩碼子的事？我想，從這件事看來，當是兩回事，但就未必矛盾。 結語 以上便是個人閱讀時對章太炎的幾個印象。或許這其中並沒涉及甚麼艱深晦澀的理論，而衹是一些能讓人物躍然於紙上的文字。對人物幾個方面的再現，在我腦海逐漸組織成越發清楚的圖片，這人物的形象和神韻，似乎就這樣出現了。陳平原在《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有一段話，我想可以和各位分享： 人們常說“以史為鑒”，似乎談論“五四”，衹是爲了今日的現實需求。我懷疑，這種急功近利的研究思路，容易導致用今人的眼光來裁剪歷史。……加入暫時擱置“甚麼是真正的五四精神”之類嚴肅的叩問，跟隨俞平伯等人的筆墨，輕松自如地進入歷史，我敢擔保，你會喜歡上“五四”，並進而體貼、擁抱“五四”的。 想起自己對章太炎的“接受”，似乎的確如陳平原所言。貼近古人，原來可以很這樣“輕松自如”。 魯迅著：《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 章太炎撰：《章氏叢書》，臺北：世界書局，1982 。 原刊於《踟躕》第三期，2009年4月13日
猶記得第一學年第一學期剛進中文系時，於堂上大家頻誤用“偉大的某某”、“他這點是政治正確”、“他代表了腐朽的、封建的階級”等字眼，衹差沒將諸位老師氣死。 衹是，有時難免好奇，究竟這些“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的敘述，究竟有甚麼問題呢？就個人的經驗而言，課堂上辨別、教訓的時候較多，認真談論其得失的少。一般情況下，我們的認知僅止於“這敘述必須避免”，卻不曉得原因。最糟的情況，則是對某一概念或敘述全然不知，直到用了、遭老師或同學指正之時才恍然大悟。 “唯物史觀” 比如說，介紹唯物主義的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裏提出了“西周末東周初是中國社會從奴隸制度和封建社會的交替時期”的看法。這其實是個“五種社會形態說”式的說法。所謂五種社會形態說，指原始階段的原始社會、古典時代的奴隸社會、中世紀的封建社會、當代的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是人類社會五種基本形態，而人類社會，便是從原始社會一步一步往共產主義社會進化的。 將這種唯物主義的說法套用在中國歷史上有沒有問題呢？是有的。首先，我們必須知道，馬克思的經濟學手稿前後有三：《19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57 – 1858年經濟學手稿》以及《1861 – 1863年經濟學手稿》，而不同的手稿分別導致不同作品的產生：第一個手稿產生了《德意志意識形態》和《共產黨宣言》、第二手稿產生《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三則產生《資本論》。也就是說，這些對後世影響極大的作品，產生自馬克思不同階段的手稿。 過去，中國學術界把《<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作爲唯物主義的經典表述。這裡引李零<偉大不需要吹牛——“中國歷史發展階段和特點”討論會上的發言>一小段文字： 但馬克思、恩格斯說，他們的唯物史觀是在1845 – 1846年的一個手稿裏完成……他們說的手稿就是《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第一章。這個手稿，本來都以爲丟了，馬克思自己也說，是留給老鼠的牙齒去批判了，但馬克思死後，恩格斯把它找出來了……列寧沒看過，斯大林也沒看過。……早期介紹唯物史觀的郭沫若先生，他的譯本就是根據錯誤的版本。我們的《全集》本，也是根據錯誤的版本，不但順序不對，還丟了不少段。 少了這重要手稿的情況下談論唯物史觀，在是否可信這一點上恐怕是成疑的。 李零“從原典的研究，從本本主義的討論，我們可以澄清幾件事”，礙於篇幅，這裡就衹談舉一點：五形態說是否適用於任何情況？李零指出，其實去掉共產主義形態，其他四種形態其實是根據希臘、羅馬、日爾曼三個類型的國家爲例子；而“五形態”衹是馬克思的“經濟分析”，並不是“歷史階段”，而他也“從不認爲這些階段能‘放之四海而皆準’”。因此，如真要用五形態說來分期，一個最爲基本的前提是“中國和歐洲有完全相似的發展”，但“這是不存在的。” “階級鬥爭和文學” 還有一種用階級觀念去解讀文學的做法。爲了預習《詩經》課，曾找了趙沛霖的《現代學術文化思潮與詩經研究——二十世紀詩經研究史》來看。在論述“極‘左’思潮干擾下的《詩經》研究”時，他曾引了江逢僧《詩經大小雅所反映出來的社會現實》的一些文字： 《詩經》中國風的部分，絕大多數是出於廣大勞動人民的口頭創作，它無論在思想內容上或是在藝術形式上都遠非貴族文人寫作的雅和頌所能企及的。它是全部《詩經》人民性最強藝術性最高的部分，也就是全部《詩經》最精彩最有價值的部分…… 趙氏指出，按照這樣的評價方式，作品內容、表達手法的好壞其實不管緊要，重點在於作者的身份。但凡屬於被剝削的階級，也就是勞動階級的作品，必然是好的；凡屬於剝削階級，也就是貴族文人所寫的作品，必然是壞的。這種把作者階級直接等同於作品好壞的做法，可謂過於武斷和偏薄。 除了《詩經》，紅學界裏也有這樣的做法，那就是“封建社會階級鬥爭論”。在這種“鬥爭論”中，《紅樓夢》中的思想內容被提到階級鬥爭的程度，被看作一部反映封建社會階級鬥爭、揭露貴族統治階級和封建制度的作品。對於這種情況，我個人比較贊成余英時在<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中的看法： 《紅樓夢》在客觀效用上反映了舊社會的病態是一回事，而曹雪芹在主觀上是否主要爲了暴露這些病態才撰寫一部《紅樓夢》則是另外一回事。 ……“鬥爭論”則偏重於作者在政治、社會方面的意圖，特別是在暴露“封建社會的階級鬥爭”方面。至於作者用全力虛構出來的精神世界——“太虛幻境”和“大觀園”，鬥爭論者則不願意去認真地、全面地加以了解。因爲在他們的眼中，這些正是《紅樓夢》的“封建性糟粕”。 後世的讀者有權利不接受、甚至批判前帶作家的世界觀，但是並沒有權利去歪曲以致閹割前代作家的創作意圖。而批判也必須建筑在客觀的認知的基礎之上…… 客觀效用和主觀創作意愿的不同，沒有權利去閹割前代作家的創作意圖，我想這兩點作爲後學的你我在學習的過程中要謹記，切勿以“我以爲”合理化自己沒有做足功夫而犯下的解讀錯誤。 結語 僅以這兩點作爲此文的討論，這當然不可能概述所有被當成禁忌的概念。我認爲自己是比較幸運的一位，曾接觸過個別談到相關議題的書。此文就以李零《放虎歸山》、趙沛霖《現代學術文化思潮與詩經研究——二十世紀詩經研究史》和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的一些內容，略作討論。
懂得在買書的時候進行挑選是很重要的。常有同學和我聊起，買書時該注意甚麼出版社、哪位作者，但我覺得我們經常忽略掉一個很重要的環節，也就是挑選版本。這一點在購買古籍時尤其突出。 以干寶的三十卷《搜神記》頗能說明這問題。這書是晉代的書，從古書中的著錄來看，唐代還可以在《晉書》、《冊府元龜》和許嵩《建康實錄》裏找有相關的記錄。但到了宋代，除了《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外，公私書目上明確記載著《搜神記》三十卷的僅有南宋鄭樵的《通志》而已。至於《崇文總目》和尤袤《遂初堂書目》等所記載的版本無法確實是否是干寶的三十卷本；著名的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和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都沒有《搜神記》，衹有朱勝非《紺珠集》和曾慥《類說》有摘錄數條；而元代的陶宗儀《說郛》也衹是從《類說》轉引了三條。 可見，一來在唐代和宋代早期，我們還可以找到《搜神記》的著錄；二來到了南宋和元朝，大體的情況都是著錄數條而非全書。用李劍國的話來說便是“《搜神記》，在宋元間已經散佚，前人疑其南宋已佚，是大體可以成立的”。那麼，現今所用的《搜神記》是哪一個版本呢？ 魯迅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裏提到“《搜神記》多已失佚，現在所存的，乃是明人輯各書引用的話，再加別的志怪書而成，是一部半真半假的書籍”，而今人范寧則首次提出了“通行本是名人胡元瑞（胡應麟）輯錄”的說法。這裡有必要轉述李劍國對此的精彩論證，以便說明今本，也就是胡應麟二十卷本的問題。 首先，我們必須知道，雖然《搜神記》已經失佚，但是一直以來都有個別不同、托名《搜神記》或托名干寶所作的書，如元刊《新編連相搜神廣記》、明萬暦富春堂刊《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明《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明八卷本的《搜神記》等。 其中，八卷本的《搜神記》托名干寶著，內容也接近干寶書，後來收入嘉慶何鏜編的《漢魏叢書》、萬歷三十年商濬編刊的《稗海》、民國王文濡輯的《說庫》中。王謨認為這八卷本是殘本，但後來范寧列舉其“有後代管制”、“有後代地名”、“有後世之人和事”、“多改竄唐人書”等原因，斷定這書不是干寶原書。 那麼，二十卷本和八卷本是否有關系呢？是有的。李劍國費了一定筆墨去證實二十卷本《搜神記》和明人陳耀文《天中記》的關系，這不是沒有理由的。收錄八卷本的《漢魏叢書》和《稗海》，於萬暦三十年過世的胡應麟根本不可能用來輯二十卷本，那麼必須指出其與八卷本契合的條目輯自何處。而通過胡陳兩位的往來以及《天》《搜》二書的對照，李劍國指出“二十卷本中涉及八卷本的條目主要是根據《天中記》輯錄”。 二十卷本的問題又不僅僅是輯入八卷本的條目而已。其首載於胡震亨和姚士鄰於萬暦編刊的《祕冊彙函》中。然而，此書出版時胡應麟已過世，我們所見到的都是經胡姚二人之手的《祕冊彙函》本，胡輯本原貌究竟如何，已無法得知。這裡牽涉隱含的問題是：在胡輯本原已有問題的基礎上，其是否經過第二層次的改動呢？ 事實上，已有學者提出二十卷本經胡姚改動的懷疑。對於這點，李劍國除了指出胡姚二人“盡管輯錄刊印了許多古書，號稱博洽，但據說也是作偽高手”外，更通過《搜神記》裏的董永故事印證這說法。他指出，胡應麟《莊嶽委談》裏引的董永故事，是《太平廣記》引《搜神記》，但二十卷本裏同一故事，裏頭有根據《法苑珠林》、《太平御覽》引《孝子傳》增補的部分。可見，胡應麟原輯本的質地就有問題，經胡、姚等人校訂後情況變得更糟。 李劍國在總結今本《搜神記》和《後記》所存在的問題時，一共提出十四大條： 第一， 大量計入他書內容； 第二， 正續書誤輯； 第三， 同一條目正續書皆輯； 第四， 漏輯； 第五， 校輯資料不全，因此輯文不完備或有誤； 第六， 輯校佚文時綴合他書，也就是依據他書妄作補綴，造成條目文字的半真半偽； 第七， 據他書不據佚文； 第八， 據他書妄改佚文原文； 第九， 誤輯他文； 第十， 隨意增益文字； 第十一， 隨意妄改和誤改文字； 第十二， 疏於考辨校勘，造成錯誤； 第十三， 文字脫衍訛誤； 第十四， 條目分合不當。 可見，二十卷本《搜神記》問題相當嚴重。更甚的是，此書被當作善本來用，李劍國指出，《四庫全書》中的《法苑珠林》和《太平御覽》正是根據二十卷本《搜神記》改動原書，而二零零三年出版的《法苑珠林校注》也是以此書作為校勘的可靠資料。既然引用的書本成問題，那麼校勘出來的成果自然也成問題。 前車可鑒，我們當吸取前人誤用二十卷本的教訓，選擇《搜神記》時應當謹慎挑慎挑版本。北京中華書局於2007年出版的《新輯搜神記 新輯搜神後記》是目前相當好的選擇。輯者李劍國力圖回復書本原貌，據原本卷數（三十卷）而輯，並參閱諸多古書，較二十卷本新增了四十七條。每文之後附輯錄說明與校勘記，更考有《神化》、《感應》、《妖怪》、《變化》四篇，符合這四類題材的條目就因類相從，其餘的則區分為“吏治異聞”、“地理異聞”、“動物報恩”等。此外，書末也附上偽目疑目辨證、佚文辨證和新舊本對照表，對研究《搜神記》相當有幫助。 原刊於《踟躕》創號刊
七月 24,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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