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之間，四年學習生涯即過。以中文系本科身份，手寫系內瑣事，筆議身邊諸物，亦有兩年時光。回顧往昔，歷歷在目，不勝唏噓。 處於拉曼中文系內，面對各種情景，一名本科生能如何自處？這裡追問「局限」，不探「意願」——既然並非人人挺身而出，那麼不妨集中思索兩者所處限制爲何，兩者各在不同道路上有多少可能。 首先當然是經驗匱乏。批評也好，建設也罷，作爲學生，即是初入大學，亦是初生之犢，究竟能有多大成數，幾率可謂不言而喻。可想而知，既然經驗匱乏，從一開始的立意，到前進的方向，還有行動的形式，甚至回應的模式等等，學生無一面對失誤的風險，還有當中科可能存在的陷阱和誘惑。 第二明顯是力量不足。學生落力「號召」、「批評」和「建設」能有多大的實效性？每辦活動均以反應慘淡收場：中研會辦的文化沙龍講座與會者寥寥無幾，非正式的分享會無慘淡收場，系內多種刊物，《優曼壇》早逝，《漫延》不再，《兩地書》也是本本寸步難行。相較之下，諸位老師手下多項活動反應熱烈，如許文榮老師新書推介禮滿堂紅，張依蘋師手下的戲劇和出版拉曼文學文集得到全班同學參與，和經營不善的學生活動相比，可謂天壤之別，各持兩極。 上述所說的，主要是對「建設」方面而言。若是「批評」或「發出聲音」，學生則面對更大的限制。作爲少數，先天上已不具備「人多勢眾」的氣勢，就算聲音「不無道理」，卻總是沒法得到認同，不僅輕易被批評對象給予批駁，還易遭作爲大多數的同窗好友責難和調侃。如果議論對象爲老師，或者其所作所爲，那麼任何言論更是「非白即黑」地劃分成「尊師重道」和「欺師滅祖」。 當壓力排山倒海涌至，四面楚歌，十面埋伏，可謂「精神虐殺」。能有多少學生能有如此勇氣，飽經風霜雨雪依舊咬定青山不放松？如果學生所秉持的是韓愈所說「不平則鳴」傳統，那麼顯然勢單力薄勢必使他面對劃爲「欺師滅祖派」之險，「鳴」或「不鳴」，「寫」或「不寫」幾成兩難困境——「寫」則貫徹理想，但必然成爲個箭垛；「不寫」則平安無事，但違背自身原則、向現實低頭務必造成良心上的痛苦。 在如此不欣賞獨立思考、不鼓勵反叛傳統的氛圍下，使用筆名成了較爲折衷的方法——既能貫徹自身原則，即可減低遭人圍剿之險。但這顯然又成了另一個「罪名」：甲必然是小人，如果不是，爲甚麼不敢用真名，爲甚麼敢說不敢當呢？所以至少在目前特有的系內氛圍內，使用筆名，容易掉入道德光環的濫觴之中，批評對象可以輕描淡寫地將「批評」斥之爲「衹敢躲在暗處罵人的小人」，從而將焦點推到批評者上，批人反倒被批，至於原先筆下的真知灼見，倒因論者的「出身」而遭全盤否定了。因此，千萬不要以爲，一般人願意接受系內老師「征夫」或「野夫」、校外「黎紫書」、「金庸」等筆名，寫雜文議論文也可以輕易依樣畫葫蘆。 作爲一名「學生」，上述幾點「限制」可謂相當厲害。除非經由高人指點，或者曠世機緣，縱使學生活動如何於逆境中求存，一般大都引人詬病，冷嘲熱諷，頂多是曇花一現，更多的是虎頭蛇尾。然而，這或許正是其難能可貴之處：與其四平八穩、委曲求全，不若在邊緣綻放光芒。 陳沛文 2010年4月20日於絳炎軒 刊於《兩地書》第四期，2010年4月28日
那日我賣份《兩地書》給他。他看見佳偉撰文討論「古典小說」的一門研討課，批評同學思想「進步」，就微微一笑，對我說：如果金寶的「社會主義」思維如同靈市一樣，從大一到大三都不乏擁護者，改都改不掉，不曉得這位同學會作何感想？ 關於研討課，我們身邊的朋友怨言很多，疑惑也不少。他說，他記得很清楚，當中有一句廢話是「幹嘛要有研討課」。我知道，別人是抱怨功課繁重，他卻另有原因。 他說，研討研討，應該需要「研究」和「討論」吧？我點頭，反問那對象呢？他答，諸位老師說，研討課的主角不是他們，影帝影后必須是學生。他總結：「研討課」就是讓學生報告自己作業並進行討論的場合。 但這樣的定義顯然不足，他受到我的第一個質疑是，那麼，作業究竟是「研究報告」，還是其他東西？他支支吾吾，語塞。是的，他不是不知道，回顧這四年所見的研討報告，除了一部分正經八百、企圖以超越本科生範圍的用心之作外，還有各類報告，五花八門，眼花繚亂：比閻連科小說更幽默風趣的，比席慕容詩更幽幽細膩的，比少年維特煩惱更激情狂熱的，比黎紫書意識流小說更支離破碎的…… 他嘆了口氣，告訴我不能責難同學，說這很可能是這片土壤「自由散漫」（像西南聯大一樣）風氣所允許的「眾生喧嘩」。同樣，同學也好，老師也罷，他們的種種反應——指看的書「太學術」、打哈哈表示報告「太復雜」、微笑暗示作業小組色彩太重而偏離老師「既定要求」——作爲學生和同學都應該坦然接受。 但這就夠了麼？他受到我的第二個質疑是，那麼研討課的重點是「作業」還是「報告」（根據張依蘋老師的觀察，我們現在比較常用的字眼好像是「呈現」）？你瞧他的樣子，啞口無言，還是語塞。他肯定無法解釋，爲甚麼有很多時候，老師同學的討論重點都不是作業，而是報告同學的發音、呈現技巧、表達能力等等。他聳聳肩，說你就別刁難我了，或許在本地，大家普遍的要求是講究臺前的表達和呈現功夫吧，你看那天漢七臺上不是有很多很好看的余興節目嗎？ 我們的結論是，思考「研討課」是件很累人的事，不如專心看書寫論文。 陳沛文 2010年3月23日於絳炎軒 刊於《兩地書》第三期，2010年3月30日
馬華馬華，你說的應該不是馬來西亞華人，也不是馬來西亞華文，而是馬華公會，對吧？ 至於你的學校，東姑阿都拉曼大學，別稱很多，各有特色。“拉曼”是普通用法，但好像和國父太親近了；“拉大”是想當然耳的縮寫，但不好聽，腦筋一不小心轉太快，就聯想到某種日常行爲，有點“不文雅”；“拉薩”是近親，每當你向友族介紹學校，他們總是不約而同地說“哦Unitar”，很有默契；至於“優大”， “優秀”的“優”，相當文雅，撇開事實不談，就取名字的角度來說，的確很好。 可惜，你翻開報章一看，中文媒體似乎不太喜歡這個譯名。爲甚麼呢？不懂，你也不太清楚，校內有誰曾爲這件事情煩惱過，衹是聽說在某個網絡論壇上，有人曾呼吁大家考慮統一譯名。至於這現象的其他方面——比如說“優大”的事不由“優大”的人來關心，反倒由外人來操心——你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但可以肯定的是，有些問題是外人怎樣操心都操不來的——例如 “馬華”和“優大”的關系。或許，你曾在校外遭遇，甚至經歷類似的情況： 他： 你是哪間大學的？ 你： 拉曼大學。 他： 哦…… 那間馬華的學校？不錯不錯，出來包你有飯吃。 你： …… 嗯…… 考慮到你已滿21歲，可以投票，也可能有在嘛嘛檔談論政治八卦的習慣，以下談話可能不陌生： 你： （激昂）想不到，當年大受歡迎的酸辣蕹菜，炒得太勉強，結果一鍋熟，嗆得 所有人聲淚俱下，慘不忍睹，真是活該！下屆大選肯定完蛋…… 他： （打斷）老友，有沒有搞錯，你現在不是喝著“馬華”的奶水麼？沒有“馬華”， 今天你都不懂你在哪裏量馬路！ 你： …… 噢對了，或許你這個年齡不太喜歡政治。你可能比較喜歡簡單，希望保持自己的“清高”，不願把“研究”“創作”“從政”搞得太復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別怪我沒提醒你，要有心理準備在校內面對這樣的場面： 你： 學術，政治，幹嘛傻傻分不清楚？ 他： 小子，你想“乾凈”，那就別來拉曼，呵呵…… 你： …… 你自己說說，該怎麼看“優大”和“馬華”的關系？姑且不說校外有人對你指指點點，就連校內不乏自家人覺得就是這樣，沒甚麼大不了：反正都在馬華福蔭下，怎麼掙都沒辦法，黨校就黨校吧，附庸就附庸吧，低頭就低頭吧，骯臟就骯臟吧，一切都隨它去吧！ 你是不是馬華的兒女？ 陳沛文 2010年3月8日 擬於八打靈再也17區 （刊於《兩地書》第一季，第二期，2010年3月16日）
《踟躕》生存了兩季（而且其中一季衹出版一期），如今和《隨思》合並，你心底難免有些惆悵。你難道不覺得，僅僅因一份刊物的身份變化而看不開，未免太小家子氣了麼？世界何其大，我們不過滄海一粟——執著於此，豈不可笑？ 但你心底的確有點不甘。說到底，無論再怎麼圓謊，你終究無法掩飾自以爲是的優越感。恐怕是在渾渾噩噩的系中待了一段時日，就犯上驕傲的罪——以爲自己懂得搞搞刊物、發發議論、推推閱讀風氣「偉大」的事兒，就比別人「好」或「優越」了。而如今《踟躕》這份足以讓你感到「優越」的刊物不再，於是心有不甘，對不？ 問題是，你這些自認「偉大」的事兒，到底有多了不起？就說《踟躕》這份刊物好了。從〈自序〉來看，比較具體的目的，還是「提昇系內的閱讀風氣」，還有「引起更多人對圖書館的關注」。那我們可以問問，系內的閱讀風氣有提昇嗎？圖書館的使用率有提昇嗎？就算有，這兩者和《踟躕》有直接的關系嗎？這些都需要仔細觀察。 更致命的問題是，爲甚麼「閱讀」和「使用圖書館」需要「推廣」、「引起注意」或「呼吁」？不論靈市還是金寶，吾系斷不是一個專收文盲的田地（至少人人都識得幾個中文字）；兩地盡管資源情況大有不同，吾輩決無法淪落到一人無法獲得一本書（至少人人都能上圖書館和書店）。如此條件下，難道閱讀不是再也普通不過的事兒麼——書籍於吾輩，就如飲料食品一樣普通；閱讀於吾輩，猶若吃飯和呼吸一樣自然；上圖書館於吾輩，則似上廁所去客廳一樣平常。若說有甚麼差別，恐怕僅僅在於物件的不同、行爲的差異和地點的區別。 恐怕這才是吾系本來的面目。我們慣於把閱讀視爲格外神聖的原因，可能是因爲自己沒念多少書，把它的地位擡高，便能藉著聲稱自己「不過凡夫俗子」，於是便能合理化自己沒讀書的真相。至於你，恐怕是在「閱讀很高尚」的同樣邏輯下，謹守自己的堅持而已。你大概也有所察覺，很多時候人就像彈簧——你越是煞有其事地「推廣」或「勸人讀書」，他就越是反彈。 說到這裡，你大抵能得出可笑的結論了：自以爲比別人高一等的你，極有可能是好心幹壞事，將原本不該神聖的閱讀，弄得越來越高深莫測。搞不好，說到最後，你僅爲一場笑話而努力。 八打靈再也 陳沛文 2010年1月10日 （刊於《兩地書》第一季，創刊號，2010年3月1日）
姚麗芳（林連玉基金執行長）： 我這邊加以補充一下。爲了要不要出沈先生日記，我們一直很煩惱。因爲我們實際上已經開始打字，就像李亞遨先生所說的，就發現原來裏面有蠻多觸及到一些人事的地方，而這些人還在世。後來我們有提醒沈慕羽先生，說有這些記載，因爲他可能忘記了，這麼多年嘛，怎麼會記得嘛，是吧？1950年代就開始寫到現在。 後來沈先生就告訴我們，那些就不提吧，就叫我們選，就是說敏感的東西不提。可是這個可能也不是學者要的，所以，與其我們這樣選，而且以後我們又要出全集，那麼爲甚麼我們不挪後一點？因爲他講，實際上他也不要面對這些的，因爲我告訴他裏面有這樣這樣的東西，他叫我們把它刪掉，叫我們去選，他就說做選集吧。所以我們做一個選集的話，我覺得也不是學者要看的，所以，這樣的情況底下，我們衹好就在一直拖。 實際上，沈先生是蠻不高興，我們和亞才下去馬六甲，他也跟亞才complaint,記者問他他也complaint，所以我們真是左右爲難。 主席陈亞才： 因爲報告人還沒有回應，我補充一點。 沈先生晚年，我每次下馬六甲都有去拜訪他。但是，他常常跟我提，你能不能幫我多出版幾本書。他說：“我比較坦白地講，我和姚麗芳交代很多次，她到現在都不肯跟我出版。你有沒有甚麼辦法可以幫忙我……”後來，我下馬六甲都很掙扎要不要去看沈先生，因爲一看他，他還是耿耿於懷，他說“你能不能幫我多出版幾本書。”可見他對這方面是蠻在意的。當然，言外之意他自己也是希望在有生之年，或者是在不久的時間裏面，這些書都能夠出版。可見，他的確是熱切表達，表達到後來我真的是很掙扎，每次去馬六甲都有點回避的意味，因爲他大概要交代的事情就是那麼一件事情。 那麼我想我們請三位來回應一下。 何啟良： 謝謝黃文斌博士開了個頭，引起了李亞遨兄姚麗芳對日記出版的一些反應。這裏面有幾個問題，第一就是日記裏面是否有敏感事件。我們看日記，有時有一種窺私的心態，就是看看有沒有緋聞。我要跟大家說的是，我看沈慕羽日記，我現在還在看，因爲有52本，寫了52年，我看不到這些東西。我看到的是一個非常正面，一個入世的、積極樂觀的人在寫他對周圍的感覺。所以，他寫私人生活，他寫的是他洗衣服、理理髮，他跟別人會某某人，他也寫他賣保險的種種經驗，他都會有一些人物的評價 比方說，我自己本身就很想知道，沈慕羽先生跟其他華文教育人物的一些關系，比方說他跟陸庭諭老師的關系到底如何，他跟林連玉老師的關系到底如何，他跟林晃昇的關系如何，他跟劉錫通律師的關系如何，我都很想知道。在公共資料裏面，在報章上，我們是看不到這些資料的。他的內心世界是在日記裏面才看到——在日記裏面我們看到他這方面所表露出來的一些對人物的評價，如果衹是正面的話我們就沒話說了，可是我們看到另外一面。我覺得日記裏面可以找到一種歷史感，和立體感。 關於人事問題，其實我覺得是很容易解決的。第一，我覺得他其實沒有很激烈地批評任何人，我覺得是不造成毀謗，或者造成一些困擾。就是有，也可以出版的時候用“XXX”代表某某人，比如他講陳亞才不好，你就把“陳亞才”擦掉，“XXX”，這樣就解決了。所以，我覺得沈慕羽先生寫到的人物或他的家屬，應該有更寬大的胸襟、有更長遠的歷史感去看到其實它就是歷史的一部分。沈慕羽日記（對主席語）如果有談到陳亞才的話，他就是歷史的一部分了，這是一個種榮耀，你必須接受這一點，不管是評你壞或者評你好。 亞遨兄談到時機問題，我覺得更有趣了。我們私下談論這個問題，說沈先生有52本日記， 1年出版1本，要52年啊，52年我們在座的40歲以上都不在人世，所以有沒有造成毀謗、困擾或者是不爽的那種狀況。不過1年1本的話，這是不可能的。這不實際，不可以這樣做的。 其實我已經有了一個建議書，有和姚麗芳談過這個問題。我們以10年的時間，3個階段來出版沈慕羽52本日記。第一個階段， 以3年到5年的時間，出版57年到1970年的日記。出版是5年後的事了，那麼６0年代７0年代的人，我看健在的應該不多吧？那麼怎麼會造成困擾呢？那到第二階段，也就是從70年代到8０年代的，那已經是10年後的事情，那些人還健在嗎？所以，以這樣的一個龐大的工程、長遠的眼光去出版沈先生的日記，我覺得，剛才亞遨兄和姚麗芳談到的問題，基本上是可以解決的。 李亞遨： 我可以附加一個問題嗎？ 我們談一個實際的問題再講應不應該出版。我們知道，52本，1千多萬字，不是打好好的，密密麻麻很難看，要先拿去打字，過後編輯，那個費用不是開玩笑的。在本地，有沒有人可以出版？誰可不可以贊助出版費？因爲如果是指望董教總，那是沒有辦法出版的，而家屬也不可能出版，南洋商報基金有沒有這個可能出版。 劉錫通（林連玉基金署理主席）： 剛才聽到各位講關於這個日記是不是要出版的問題。 我是覺得在這方面，我會同意何教授的看法。因爲裏面牽涉到問題、評論其他的人物的話，如果不涉及誹謗性的東西，他有他的觀點，我想不必去太過忌諱。同時他可能有涉及一些人事，趁他們還在的時候，也給他們一個機會能夠針對他的評價作出自己的觀點。我想日记是應該出版的。 不過，我沒有機會看這個日記，所以沈先生到底評論了多少人，我不清楚。其實這個也不妨，一個人從事社會工作，心裏對某一些人可能有一些看法，可能是誤會，但是也是出自於真誠的一種評論和看法。我們不需要去顧忌這些東西。 我覺得何教授的觀點是對的，謝謝。 主席陈亞才： 這邊補充一下。有的人的確看了日記，結果日記裏面被點中，他心裏面有點不太舒服，一直跟我抱怨。搞不好日記裏面最後也有一筆“我提醒姚麗芳多次書本出版事宜尚無下落”。（眾笑） 何啟良： 我補充幾句話，好嗎？第一就是關於沈慕羽先生寫日記是不是爲了出版。其實他到了87年的時候，他是知道他的日記要出版的，他自己已經有那種心態。８７年以前他寫日記给自己看的，不過87年以後他已經知道日記要出版，這個是從日記裏面他有一個這樣的記錄，說姚麗芳跟他講說，我們要出版《沈慕羽日記》了…… 李亞遨： （打斷）當時的情況是這樣，就是看了那些問題，我就忍不住寫封信給他，我說沈先生，你寫這些日記你沒有想到要出版？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你想要出版，你要給人家看到那些東西吗？他就回答說，他的確沒有想到要出版。不過那時候是要出版了，衹是差別就在那邊。 何啟良： 所以如果從他心態上看，8７年以後他評論別人，其實他已經很保留，很保守了。所以所謂遭遇到人事這些困擾，其實在80年代以後的日記其實已經減少了很多了的。所以，我覺得像劉律師所說，其實不必擔心這個事情。 我最後要講的是，我爲甚麼說《沈慕羽日記》是馬華文化的絕唱。我們看其他日記，如《胡適日記》。以份量來說， 《胡適日記全集》是4百萬字。《顧頡剛日記》，也是另一位學人的日記，他寫了60年，他的日記是6百萬字。那被喻爲中國文化史上最長的日記，是誰呢？是吳宓的日記，《吳宓日記》是7百萬字。《沈慕羽日記》，52冊，多少字啊？1千萬字。這是中文世界罕有，世界罕有。這是可以進入Guinness World Records。而我們的工作，我們現在這代人文化人的工作，並不是叫我們去寫日記。日記已經在那邊，我們的工作是最容易的，就是去出版而已！而這個出版工作我們還要爭論這麼久。我覺得，這是表示了我們這一代人的無能，我們這一代文化人經不起這方面的考驗。我們，可能是對不起沈慕羽先生。 駱清忠（尊孔獨中副董事长）： 我覺得日記要出版。 我作爲局外人，這日記將來是一個歷史文件，歷史文件最重要就是一個字，“真”。你刪了以後，那就“不真”了。紅學界花了幾百年，就是要找一個真正的《紅樓夢》版本，到現在都還沒有找到。那麼，我在另外一個姓沈的人在清朝的時候，有一本書是林語堂特別推薦的，就是沈三白的《閨房樂事》（《浮生六記》卷一〈閨房記樂〉）。他本來寫這本也沒想要出版，但是沒想到寫得太自然，成爲千古絕唱…… 作一個局外人，我覺得歷史文獻必定要尊重“真”字，另外一個是要尊重作者的意願。既然作者，就是沈老這麼堅持要出版，這個必須受到尊重。我是希望主編人你要尊重這兩個“真”，歷史的真實，跟作者真正的意思。他想出版他都不怕，我們怕甚麼？ 主持人陈亞才總結： 謝謝今天三位發表人。 啟良兄談沈先生45歲壯年的時候用了3個月半周游22個國家，寫了生平第1集的40萬字的日記，談的是50年前，但是最後牽引的是出版日記全集，引起大家的議論紛紛，我想這個還是一個重要的命題和文化工程。 不過，後面那句話，聽起來就極爲沉重。（停頓許久）他說如果我們這代人，連沈先生寫出來的1千萬字的日記都沒有辦法出版，代表這一代文化人的無能。（停頓許久）我聽起來差不多要挖洞鉆下去了。 不過，我想也展現說像何博士所代表的一個文化人，對於沈先生這樣的一個知識人、公共知識份子的一個肯定，作爲一個歷史的表率、歷史的遺跡。至於對於個別人事的評論有不滿意的地方，我想有很大的空間，各別人士和團體可以去表達。如果這個日記有機會出版的話，不小心又點到某某，某某還可以寫很多論文來澄清、來表白，我想這個不是一個難題。 （《南洋商報·新視野》原稿）
前言 坦白說，我是個偏食的觀眾。在研討會上，比起正式主講這道“主菜”，有時我更期待之後的“甜點”——觀眾交流時間。一來這是講究臨場反應的時刻，論者不能照紙宣科，因此偶爾更體現出他的真本事、真性情；二來這是屬於所有人的環節：主講人、主席、觀眾，三者能說出自己的心底話，共締火花——當然前提是彼此有足夠的勇氣。 這篇〈《沈慕羽日記全集》出版討論實錄簡析〉（下簡稱〈簡析〉）所記的“歷史慕羽：沈慕羽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一場交流環節，正是由會議裏三方踴躍參與。觀其討論內容，主要集中於“是否要出版《沈慕羽日記全集》（下簡稱《日記全集》）”上——當日共有九次觀眾發言，當中便有七次涉及出版事宜，即便是主席和論文發表者的回應也都以此爲重點。 仔細觀察，不難發現論者多爲學術文化兩界前輩，譬如學者、隆雪華堂執行長、基金會董事、編輯等，更何況大部分都與出版《日記全集》事宜直接相關，其中似乎不乏手握出版事宜大權者。因此，我們縱使還無法直接將此會所聞，直接等同於兩界的主流意見，但由此所透露的信息仍具一定參考價值。 討論過程簡析 首先是黃文斌博士提出“更堅持應該出版《日記全集》”，以便能暸解沈慕羽先生（往下簡稱“沈老”） 相對於公共形象而言，較鮮爲人知的私人、內心世界。興許這樣的開頭，得到了涉及出版《全集》工作的李亞遨先生和姚麗芳女士之注意，先後提出了自己的意見——贊成出版，但基於《日記全集》當中涉及某些對在世人物的評價，對在世時者、對沈老後人、對董教等各方或有傷害的可能，因此出版的時間應當斟酌、甚至挪後。 若以個人發言的份量而論，當場要數其中一位論文發表者，何啟良先生（往下簡稱“何氏”）的兩次發言最長。從解釋《日記全集》其實沒有激烈批評他人的地方，到提出“以‘XXX’代表某某人”的隱藏人名方法，還有解說“十年的時間、三個階段來出版《日記全集》”的計劃書等言論來看，他一方面致力消除各方的疑慮，一方面提出種種方法，希望解決出版可能帶來的問題，足見其立場和苦心。然而，現場仍有觀眾抱著遲疑的態度——或許從此我們能夠理解，何以何氏後來不顧討論時間已過，要求作出第二次的發言，且在解釋《日記全集》爲“馬華文化的絕唱”時，發出“我們，可能是對不起慕羽先生”的激動感嘆。 此外，尚有劉錫通律師、駱清忠先生前後站出來表示其立場。前者認爲既無誹謗的性質，那就不需顧忌《日記全集》裏涉及評論某者的地方，而且此書出版了，還能讓在日記中還在世的“被點到者”面對沈老的評論，做出自己的回應；後者則主張“歷史文件最重要的就是一個‘真’字”，強調顧及“二真”——一是歷史的真實，二是沈老自身想出版的真實意愿。 主持人陳亞才（往下簡稱“陳氏”） 在全程中極盡幽默之能事，在發言秩序交替時，屢次補充沈老生前談及《日記全集》出版事宜的點滴。但是陈氏在總結階段裏兩段停頓，激動得說不出話來。臺下有一位觀眾亦掩面而泣。 “歷史”、“學術”和“現實” 整理〈簡析〉後，個人的疑問不是“是否刪減”，而是“爲甚麼需要等一等”。很明顯的，從討論中可知“選集還是全集”並非重點，“是否挪後出版”才是糾葛所在。也就是說，基本上沒人反對出版《日記全集》，衹是基於此書似乎具有某種“潛在危險”、“可能威脅”，能夠對某些在世者、對某組織、某單位的構成傷害，所以需要“挪後”、“斟酌”，等到一個“較爲適當的時機”，方可出版。 此外，我對會中某種表述也有些疑惑：甚麼叫做“我們研究歷史的很有興趣”、“學者可能很高興”呢？難道會因出版《日記全集》而受益的，僅僅是學術界裏的學者嗎？姑且不論《日記全集》究竟是不是世界第一，這五十二冊的本子畢竟是沈老——我國歷史上重要公共人物——的日記，當中記載其遭遇和心理世界，本身就是一份關鍵的史料。或許我們該這樣追問：在承認《日記全集》史料價值的基礎上，我們保存史料是否僅爲滿足學者的需要？ 敝意以爲，這兩道問題是息息相關的：恐怕正是因爲我們潛意識中假定，史料主要還是供學者研究（即便是所謂“愛書人”，在大馬還是被視作“少數人”），而那終究是一小羣人受益或“高興”的事，比不上出版後對現實某些人、某些單位、甚至是整個現實社會的沖擊。如此思索是否挪後出版《日記全集》，輕重立分，所謂“現實考量”當然重於“研究需要”，後者自然要讓步。 循著這思路，我們不難預見其它說辭，如“若要研究，衹要史料保存好，甚麼時候都可以研究”、“但現實不同，不可輕率撼動，否則後果不堪設想”等等。往下，我們似乎還可得出近乎荒謬的疑惑：假使出版《日記全集》有“潛在危險”，那是否應該把它列爲“禁書”？既然都說到這地步了，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接著說，但凡涉及所謂“敏感課題”、“敏感人物評價”的學術研究，都應對“現實考量”讓步，將之列爲“學術禁忌”？我想當然不是。這可是學術自由的底線，不可馬虎。 更何況，史料恐怕也不是對專家學者或愛書人才有價值。一個簡單的假設性問題：假使今天有位“普通人”想閱讀《日記全集》，我們會不會先要他出示學位文憑，才允許他閱讀？至少，在這個所謂“讀書風氣不盛”、“年輕人不關心歷史”的社會裏，有人主動要閱讀連學者都呼“耗神”的書籍，我們恐怕是高興都來不及，又怎麼能爲了“現實考量”，而阻止他探求知識呢？ 更致命的問題是：難道歷史不是理應和每個人都有關系的嗎？甭論《日記全集》裏蘊含的真相有多“危險”，貼近歷史、承載歷史、捍衛歷史甚麼時候成了少數愛書人或學者的專利和責任，而其他人可以免於此？一旦承認“歷史衹是所謂‘知識人’的事情”，那麼，我們憑甚麼去責難師長口中“連林連玉都不懂是誰的中學生”？同樣的，我們恐怕並沒理由去責難日本篡改侵華歷史，亦不能質問某種歷史體系裏華印兩族的選擇性缺席，更甭論批評政府在歷史文物維護方面的失責了——那不是我們該操心的事，通通叫知識分子搞就好了。 個人首先當然是贊成即日著手出版工作的，公開〈簡析〉自然是希望能引得更多人關心《日記全集》的出版。但更進一步要指出的是，假使這段討論對文化學術兩界尚有其它甚麼意義，我以爲其中一點就在於幫助我們反省自身的精神觀念和思維模式——“歷史”是否僅爲學術界的“專利”？而這兩者是否必然須向“現實需要”低頭？ 實錄 日期：2009年12月12日（星期六） 地點：吉隆坡蕉賴孝恩館文化中心 主持人： 陳亞才先生（隆雪華堂執行長） 題目甲： 〈沈慕羽最後的15年——活動、貢獻與局限（1994-2009）〉 廖文輝（新紀元學院中文系講師） 題目乙： 〈沈慕羽的“壯遊”——1957年稿本《沈慕羽日記》〉 何啟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副教授） 題目丙： 〈沈慕羽紀念館的特質與功能研究〉 黃建淳（臺灣淡江大學歷史系專任教授） 黃文斌（拉曼大學助理教授）： 我請教何啟良老師，記得幾年前您跟我講的，您有鼓吹過要出版這個日記的全集，但是有人說很多生活小細節都是他個人的，可能跟他成爲一個教總主席和華文教育沒有甚麼關系，所以要選擇性地出版。但是我今天看了您寫的這篇論文以後，更堅持應該出全集。其中一點我覺得，我們認識的沈慕羽，是一位公眾人物，他呈現在我們的形象，或者他在報章說的言論，都是非常正面的。也就是說，你要面對媒體，表現出來的是另外一種形象。很少人會注意到沈慕羽先生的私人、或者他心靈深處的東西。 這些，在這個日記裏面正好可以看到。我看到您引用的日記裏面有兩條，更引起了我這樣的感覺。一個就是他自己洗衣服，爲了省錢，越洗越黃，想起他家裏的老婆，洗得這麼乾凈、非常的好。我聽完很感動，回去要跟我老婆講（眾笑）。第二點，您談到的沈先生私生活的一面，在美國，他覺得馬來西亞其實還更好，這是他心裏的一種流露，那時候馬來亞還沒有獨立，他感覺到美國雖然好，但他心想念的卻是馬來西亞，然後把家裏親人的照片拿來看。這都是他個人內心的一種流露，不看日記我們沒有辦法知道他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所以我看了您的論文以後，而現在我要寫沈老關於孔教的論文，我覺得我更應該去看他日記這一個部分。 李亞遨（林連玉基金常務董事）： 其實對於這個問題，我是蠻疑惑的。我當年，大概是2000年左右，是本來負責出版全集的日記。當時，沈先生是希望出版。我作爲一個編輯，我就跟他拖。 爲甚麼拖？這件事恐怕我看沈先生日記裏也都會寫到，我看他也會很不高興。不過，問題在這邊：當時我從57年日記，一直看到80年代的日記，我覺得裏面有一些人事的關系。這是沈先生一個可愛的地方：照理他應該是很世故的，可是你又看到他是一個很坦白的人。他在日記裏甚麼都寫，所以我就跟一些朋友講，這本日記的價值就是它讓我們看到這是一本有血有淚的華教歷史。，比如說，我們可以看到林連玉和沈慕羽之間的互動。他這本日記裏面有許多懷疑、提問，對某件事他有一些評論，還有一些人物，比如說談到張雅山，他們之間關於改制問題的議論，都是很有趣的，研究歷史的我們就很有興趣。 當時我是教總的特約編輯，我就很疑惑，沈先生要我們出版，而且要出版全集。我當時的立場當然是保護教總。我也想保護沈慕羽。這個日記出來，學者可能會高興，有一些研究的資料，不過可能會傷害到沈先生，可能會傷到沈先生的家屬，可能會傷害到教總…… 我想請教何博士，你說應該出版，不過我說這個時機是不是要掌握好。我們看到，好像蔣介石的日記，是不是最近才公開？談了這麼多年，蔣經國的日記，還有中國的教育家黃炎培的日記，好像也是最近才出版，是吧？沈先生是才過世的人物，這個時機是不是應該去商榷一下，這個是我的疑惑。 我不是說不可以出版，我認爲應該要出版，這是何啟良先生已經講得很明白了的，我是贊成的。不過我是說這個時機我們怎樣去掌握。謝謝各位。 （《南洋商報·新視野》原稿）
五月 16,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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