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依然記得，小學時期閱讀愛迪生的傳記時有關他閱讀休謨《英國史》的事情。愛迪生因爲在班上諸多提問，導致被老師打上“問題學生”的稱號，被勒令退學。他母親就一反填鴨式的教法，讓他看他愛看的書，結果在小學階段就把休謨的《英國史》給念完，嚇壞了父母。 打從那時候起，我就堅持有問題就在課堂上發問——發問本身是沒問題的，愛迪生不就成了發明大王嗎？也正是打從那時候起，我就堅持衹要看得懂，管它甚麼書，都可以拿來看。 話說，我和家澤的閱讀向來都不順利。我總是希望四年級的他，盡量在那煩人的鑒定考試到來之前，好好自由自在地多進行閱讀。有時不是笨，衹是少了閱讀，於是少了概念和語言，也少了對文字的感受經驗和能力。上次丟給他的《巴別塔之犬》竟然嫌悶，倒是何兆武的《上學記》讓他很開心。 打從2009年起，他的功課就好多，以致美其名“補習老師”，其實我衹是每晚報到陪他做功課而已。怎料今日他最會給功課的學校老師請假，竟然沒功課，而我又沒準備到教材。慌亂之餘胡亂編了些國文習題，最後的半小時實在編不出甚麼好題目，於是有了他和《上學記》的邂逅。 讓他念了念封底的一段文字： 舊社會沒有標準教科書，考試沒有“標準答案”，各個老師教的不一樣，各個學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我覺得這有一個最大的好處：教師可以在課堂上充分發揮自己的見解，對於學生來講，至少比死盯著一個角度要好得多。 本來還擔心他聽不懂，但是不死心，略作解釋，竟然很有興趣地點點頭，眼睛發出興奮的神采。在他那還非常單純的腦袋裏，大概很意外原來學校的“課本”和“考試”都可以受到質疑的吧？ 告訴他何兆武原籍湖南岳陽，又怕他不懂岳陽是甚麼，就跟他說岳陽樓。怎料他突然大叫“哦，老師我懂，我去過，那個高高的樓，可以看到湖的！”頓時讓衹會通過文字想象岳陽樓的我汗顏萬分。 再給他念念考試得零蛋的故事： 1939在昆明我和以前北京的同學又見面了，問他們日本統治下那兩年的情形。他們說，日本人一來就把英文課廢止了，來了一個日本人叫日文，又是學校的總監。我說，你們學了兩年，日文應該不錯了？他們說：“甚麼不錯，一個字都沒學，字母都不認得。”大家誰也不念，考試全班都不及格，最後都是零分。 念完，看他樣子還留在岳陽樓的回憶裏，有些泄氣。但他問完“湖南在哪里”後，轉眼又古靈精怪地說“老師，爲甚麼他們不念？如果是我的話，我就做一題，然後全部人零蛋，我用一分就可以拿最高分了。”我衹是微笑：至少他聽進去了。過後再胡亂說說中國人爲甚麼討厭日本人。 這算不算是誤人子弟？我衹知道，他突然有了閱讀的興趣。
很久沒有寫買書了。其實這一個月來常去書局，也常買。不懂爲甚麼，純粹是覺得想往書堆鉆，逃避甚麼？我不懂。 上次拉了達到貴族書局去，硬是把三本好書買回家。一本是我人生的第一本英文書，Naomi Klein 的 《No Logo》。過去曾買一些英文教科書，但不是爲了個人閱讀，這本，才是我的第一本英文書。第一次認識到Naomi Klein提出的no space, no choice, no jobs 和 no logo，是看梁文道《開卷八分鐘》，後來爲了不懂是全辯還是中華杯，達把中譯本啃完再說給我們聽，相當震撼，沒想到大型企業對他人造成的剝削和傷害竟是如此夸張。 最近飽受“輿論”的壓力，對各種群眾怪獸有興趣。老早就聽說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的感人故事，衹是一直狠不下心買。要說買書發泄一好，要說突然很想念這本書也好，總之是不顧一切把書抱回家了。 自從參與出版地下刊物後，開始懂得欣賞書的排版、設計。上次經方師的介紹，知道了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訪談錄》，打開一看，乖乖不得了，圖文並茂，雙直排，簡直是喜歡得不得了。這裡謝過方師。這次重返貴族書局，看到北島、李陀主編的《七十年代》，雖然設計上沒有《八十年代訪談錄》好，但是裏頭的文章還是很喜歡。還是那句，發泄也好，沖動也罷，總之就把這本書抱回家了。 這一次是最沖動的一次。這下子真的窮了。
猶如潮水綿綿不絕的喧嘩和不順，把去年假期練就的對天天閱讀的堅持，磨損得乾乾凈凈。 今天好不容易念過這年頭的第四部書，汪榮祖的《康章合論》。天啊，三個月了才四部書，本來還說甚麼一周一本呢？實在慚愧。 說起這本書，還要托現代思想史報告的福。書本擺在學林加上好久了，就沒拿下來。後來慕炎齋主人就和我說，他原先也看到此書，就想沛文會買，就不買了。現在想起來，還有點咬牙切齒的。 但完全沒有後悔買這書本的意思。此書“超越革命與立憲之異，今、古文之異，直探兩氏文化觀點的根本差異”，指出康有爲是文化單元論者而章太炎爲文化多元論者，讓我大開眼界。 其中最大的收獲，就是對章太炎有著更深而清楚的理解，一洗章氏是頑固、保守、中國中心論者的錯誤印象；最大的趣味，就是突然明白方師過去哪些話原來和章氏哪些方面有關。比如，看到章氏駁斥把西方文化照搬進中國能強大說時，就很容易想起先生平時說的“沒有一種可以一招走天下的方法”。
懂得在買書的時候進行挑選是很重要的。常有同學和我聊起，買書時該注意甚麼出版社、哪位作者，但我覺得我們經常忽略掉一個很重要的環節，也就是挑選版本。這一點在購買古籍時尤其突出。 以干寶的三十卷《搜神記》頗能說明這問題。這書是晉代的書，從古書中的著錄來看，唐代還可以在《晉書》、《冊府元龜》和許嵩《建康實錄》裏找有相關的記錄。但到了宋代，除了《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外，公私書目上明確記載著《搜神記》三十卷的僅有南宋鄭樵的《通志》而已。至於《崇文總目》和尤袤《遂初堂書目》等所記載的版本無法確實是否是干寶的三十卷本；著名的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和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都沒有《搜神記》，衹有朱勝非《紺珠集》和曾慥《類說》有摘錄數條；而元代的陶宗儀《說郛》也衹是從《類說》轉引了三條。 可見，一來在唐代和宋代早期，我們還可以找到《搜神記》的著錄；二來到了南宋和元朝，大體的情況都是著錄數條而非全書。用李劍國的話來說便是“《搜神記》，在宋元間已經散佚，前人疑其南宋已佚，是大體可以成立的”。那麼，現今所用的《搜神記》是哪一個版本呢？ 魯迅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裏提到“《搜神記》多已失佚，現在所存的，乃是明人輯各書引用的話，再加別的志怪書而成，是一部半真半假的書籍”，而今人范寧則首次提出了“通行本是名人胡元瑞（胡應麟）輯錄”的說法。這裡有必要轉述李劍國對此的精彩論證，以便說明今本，也就是胡應麟二十卷本的問題。 首先，我們必須知道，雖然《搜神記》已經失佚，但是一直以來都有個別不同、托名《搜神記》或托名干寶所作的書，如元刊《新編連相搜神廣記》、明萬暦富春堂刊《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明《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明八卷本的《搜神記》等。 其中，八卷本的《搜神記》托名干寶著，內容也接近干寶書，後來收入嘉慶何鏜編的《漢魏叢書》、萬歷三十年商濬編刊的《稗海》、民國王文濡輯的《說庫》中。王謨認為這八卷本是殘本，但後來范寧列舉其“有後代管制”、“有後代地名”、“有後世之人和事”、“多改竄唐人書”等原因，斷定這書不是干寶原書。 那麼，二十卷本和八卷本是否有關系呢？是有的。李劍國費了一定筆墨去證實二十卷本《搜神記》和明人陳耀文《天中記》的關系，這不是沒有理由的。收錄八卷本的《漢魏叢書》和《稗海》，於萬暦三十年過世的胡應麟根本不可能用來輯二十卷本，那麼必須指出其與八卷本契合的條目輯自何處。而通過胡陳兩位的往來以及《天》《搜》二書的對照，李劍國指出“二十卷本中涉及八卷本的條目主要是根據《天中記》輯錄”。 二十卷本的問題又不僅僅是輯入八卷本的條目而已。其首載於胡震亨和姚士鄰於萬暦編刊的《祕冊彙函》中。然而，此書出版時胡應麟已過世，我們所見到的都是經胡姚二人之手的《祕冊彙函》本，胡輯本原貌究竟如何，已無法得知。這裡牽涉隱含的問題是：在胡輯本原已有問題的基礎上，其是否經過第二層次的改動呢？ 事實上，已有學者提出二十卷本經胡姚改動的懷疑。對於這點，李劍國除了指出胡姚二人“盡管輯錄刊印了許多古書，號稱博洽，但據說也是作偽高手”外，更通過《搜神記》裏的董永故事印證這說法。他指出，胡應麟《莊嶽委談》裏引的董永故事，是《太平廣記》引《搜神記》，但二十卷本裏同一故事，裏頭有根據《法苑珠林》、《太平御覽》引《孝子傳》增補的部分。可見，胡應麟原輯本的質地就有問題，經胡、姚等人校訂後情況變得更糟。 李劍國在總結今本《搜神記》和《後記》所存在的問題時，一共提出十四大條： 第一， 大量計入他書內容； 第二， 正續書誤輯； 第三， 同一條目正續書皆輯； 第四， 漏輯； 第五， 校輯資料不全，因此輯文不完備或有誤； 第六， 輯校佚文時綴合他書，也就是依據他書妄作補綴，造成條目文字的半真半偽； 第七， 據他書不據佚文； 第八， 據他書妄改佚文原文； 第九， 誤輯他文； 第十， 隨意增益文字； 第十一， 隨意妄改和誤改文字； 第十二， 疏於考辨校勘，造成錯誤； 第十三， 文字脫衍訛誤； 第十四， 條目分合不當。 可見，二十卷本《搜神記》問題相當嚴重。更甚的是，此書被當作善本來用，李劍國指出，《四庫全書》中的《法苑珠林》和《太平御覽》正是根據二十卷本《搜神記》改動原書，而二零零三年出版的《法苑珠林校注》也是以此書作為校勘的可靠資料。既然引用的書本成問題，那麼校勘出來的成果自然也成問題。 前車可鑒，我們當吸取前人誤用二十卷本的教訓，選擇《搜神記》時應當謹慎挑慎挑版本。北京中華書局於2007年出版的《新輯搜神記 新輯搜神後記》是目前相當好的選擇。輯者李劍國力圖回復書本原貌，據原本卷數（三十卷）而輯，並參閱諸多古書，較二十卷本新增了四十七條。每文之後附輯錄說明與校勘記，更考有《神化》、《感應》、《妖怪》、《變化》四篇，符合這四類題材的條目就因類相從，其餘的則區分為“吏治異聞”、“地理異聞”、“動物報恩”等。此外，書末也附上偽目疑目辨證、佚文辨證和新舊本對照表，對研究《搜神記》相當有幫助。 原刊於《踟躕》創號刊
友人曾經這樣問我：呈現的時候，你最怕哪位老師？過去我總會選幾位先生的名字，但唯獨在這學期，我會說：在有些時候我更怕的不是先生，而是同學。 這樣的一種回答方式，極有可能被詮釋爲對老師是否有盡責這一點上的懷疑。但我想衹要各位注意最近在同學間言論的內容，就可以避免類似的誤解。比如說，偉倫近日在他的部落格有篇<三不忿>，或許已引起一定的注意。 <三>中我們可以看得出，偉倫心中有自己一套對“做報告”的想法，甚至是認同標準。單從他把充滿矛盾的、不剖題的、不定義的、展開不確立的論述的、論點模糊的、論據不足的報告斥作“令人側目搖頭的報告”，我們顯然看得出他有別於一般認為“報告不過一份交差或求取分數的功課而已”的同學。 但僅是說“對做報告有認同標準”，並不能充分概述偉倫的想法。一方面，他認為，作為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的學生肩上負了一種作為“學長姐”的責任；一方面，對於用“創意”作為不認真論述者的藉口，他選擇以“創意產業”大作文章。通過前者，我們知道偉倫認為中文系是個有靈魂、有淵源可以傳承的世界，而絕非僅僅是個提供個人拿文憑的機械工廠；通過後者，我們則或多或少察覺到其暗中有“遺民”或“妾身未名”的味道。在這個力求簡化和效率、不再特別講究“中文人精神”的年頭裏，偉倫卻展現了一份與眾不同的自覺和情懷。 當然，把偉倫定型成一個“中文人”未免過於武斷，畢竟這樣的學生可以出現在任何學術領域裏頭。偉倫是不是“中文人”無關本文旨意，這裡借助對<三>的討論，衹是點出在末世中文系中終究還能有這樣的學生。或許我們可以進一步追問：這樣的學生在系內能有甚麼意義？ 這裡我得另外敘述個人在課堂上的一個觀察：同學之間普遍必然存在著一種“沉默”的狀態。“沉默”不是針對課堂上有無聲量而言，我們當然都知道堂上一般來說還是相當不沉靜的。這裡的“沉默”，是指同學對課的反應，或是在教學過程中與老師的互動而言。 經常在課堂以外的范圍，聽到同學對課堂上諸多不滿，比如其實不懂老師在教甚麼，比如某門課上了等於沒上，比如某一條老師教錯了等等。可惜的是，大家傾向於課後各自討論，而不是選擇在班上，或通過其它方式如面談、電郵書信等方式，和老師進行交流。如此一來，不僅白白浪費了諸多交流和讓課改進的機會，衹有老師在努力唱獨角戲衹能使課變得死氣沉沉。這裡不是小覷老師的耐力，我衹是認為，雙方互動的教學能然老師教得更起勁兒，同學學得更用心。 因此，像偉倫這種對系內教學有著獨特情懷的學生就顯得重要了。能意識到身邊的異狀，並且有足夠的勇氣站出來發出聲音，以實際行動嘗試帶來改變，這有沒有效呢？是有的。就如我首段所提的，至少在研討課上，臺下同學的認真對呈現的同學構成一種壓力和鞭策力量，而這種情況，似乎或多或少也在大堂課上蔓延。 可惜的是，這樣的學生雖然不衹一位，但終究還是少數。
後來您說，也讓我念念《華蓋集續編·空談》。我知道，您想和我說這一段： “請願雖然是無論那一國度裏常有的事，不至於死的事，但我們已經知道中國是例外，除非你能將‘槍林彈雨’消除。正規的戰法，也必須對手是英雄才適用。漢末總算還是人心很古的時候罷，恕我引一個小說上的典故：許褚赤體上陣，也就很中了好幾箭。而金聖嘆還笑他道：‘誰叫你赤膊？’ ” （魯迅：《華蓋集續編·空談》） 不知為甚麼，念完此文，仍然是冷汗直流。我想，我真要真要鍛煉的地方，恐怕也有兩點：第一，還以爲真相、真理有用；第二，將對手看得夠好。 我想，個人最近的一種閱歷，頗能理解秦老師昨日於堂上的感慨。老師在課堂上談《大學精神》，還遞給同學看，可惜我不在場。據說，老師一直強調大學是個充滿學術和思想自由的地方，也是師生間互相學習的地方，甚至感慨“這（案：拉曼中文系）是不是一間大學”。 或許，我會再調整步伐。
三月 31,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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